曹植 洛神赋（曹植洛神赋是写给甄宓的吗）

曹植遇见甄宓时是17岁。

历史上，纳甄氏时曹丕18岁，甄氏23岁，而曹植仅13岁，这应该是曹植初遇甄宓的时候。

曹植写《洛神赋》，时间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或者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植公元192年出生，黄初三年是30岁的样子，此时离他初遇甄宓已经17年了。

《洛神赋图》，明袁枢书，王鼎临，明崇祯十六年（1643）作于苏州浒墅关袁枢家里，据袁枢藏《洛神赋图》（今辽宁省博物馆本）本所临。按当时袁枢为浒墅关关使。今所见辽博本《洛神赋图》有“庚子袁枢”印章，按袁枢生年为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年）。

袁枢为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子，袁可立曾策反后金女婿刘爱塔，有损于满清大肆宣扬的“文治武功”，袁氏父子遭满清“文字狱”封杀。今辽博本《洛神赋图》为其旧藏，清人在收入内府时，或已裁割袁枢鉴藏痕迹，但图上仍可辨“庚子袁枢”鉴藏印。2018年翁同龢后人捐赠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明临《洛神赋图》即据此辽博本所临。

翁同龢跋《松桂堂帖》

睢阳尚书袁氏所藏南宋《松桂堂帖》（今存故宫博物院），即明末睢阳袁枢、袁赋诚父子家藏精品，后为翁同龢所收，上有题跋曰：“（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见《洛神图》卷之中，分段书洛神赋，笔意古雅，署款曰‘崇祯十六年睢阳袁枢书于姑苏浒墅’。名印曰‘袁枢’、曰‘伯应’，又一印曰‘赋诚’。此帖有‘蠡台袁伯应家藏印’，又有‘袁赋诚印’，其为一人无疑也。二百年后于吾斋会合，岂非墨缘！龢记。“只可惜翁同龢在考证《松桂堂帖》时，跋语中竟因睢阳袁氏信息被封杀湮没而将袁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和袁赋诚（袁可立长孙、袁枢长子）误断“其为一人无疑也”的千古学术错误，智者千虑一失也。

《洛神赋图》、《松桂堂帖》随明崇祯十六年（1643）睢阳袁枢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翁同龢，历247年，此时满人占据的中华大地正在全面沦为东亚病夫，而其时的睢阳尚书袁氏家族最后标志物“袁尚书大石坊”仍在被清睢州知州王枚借故强行拆毁中[1] 。2018年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将此《洛神赋图》捐赠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据清光绪庚寅年翁同龢题跋时又128年矣，正所谓沧海桑田，时运国运几经轮回。

文物鉴赏

清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京师, 民国5年(1916)）：“有人出明人王鼎临本一卷求售，索值百金。常熟翁叔平尚书见之曰：“临本如翻砂古器，所涂饰青红，亦觉斑烂可爱，而古质朴拙之趣都尽。原本价昂，不可得，且以五十金购此虎贲，留老成典型可也。”尚书非不能以多金得此卷者，叶公好龙，自古叹之矣。要之此语，自是韵胜。”

陈重远《琉璃厂老掌柜》：”萧维邦仍不肯定或否定翁同龢之说，而拿出明代画家王鼎临摹顾恺之《洛神赋图》给翁夫子看，并说：“王鼎、王赞元摹仿董源、巨然的山水画，精妙乱真。他临摹的这幅《洛神赋图》也很好，请夫子过目。” 翁同龢见王鼎临本说：“临本如翻砂古器，虽涂饰青红，亦觉斑斓可爱，而古质朴拙之趣都尽。”于是，出五十金购得这幅《洛神赋图》临摹本。

洛神赋图是东晋时候的，具体时间不详。

《洛神赋图》是东晋顾恺之的画作，原《洛神赋图》卷为设色绢本。

《洛神赋图》将曹植《洛神赋》的主题思想表达的完整而和谐。顾恺之巧妙的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将辞赋中曹植与洛神之间的爱情故事表达得纯洁感人、浪漫悲哀。画面奇幻而绚丽，情节真切而感人，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充满了飘逸浪漫、诗意浓郁的气氛。

全画想象丰富，人物生动传神，情感炽热纯洁，画面虚实疏密相间，使人感受到飘逸浪漫、诗意盎然的意境美，达到诗歌与绘画的相互交融统一。

洛神赋图》是东晋顾恺之的画作，原《洛神赋图》卷为设色绢本。是由多个故事情节组成的类似连环画而又融会贯通的长卷，现已失。现主要传世的是宋代的四件摹本，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二件）、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故宫博物院的两件人物形象基本相似，只不过景物有一繁一简之分。

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